树木的年轮，是岁月的唱片，它蕴藏了四季的音符；木板上的刀痕，是画家的心迹，它铭刻了人生的色彩。作为版画家的杨可扬，在我的心中就是一棵生生不息的大树，他的经历和作品，正是中国现代版画与藏书票历史的缩影，演绎着深沉而辉煌的艺术乐章。今年，正值杨可扬先生诞辰110周年，他留给我的记忆就像是年轮与刻痕，令我无法磨灭。
我与杨可扬先生相识在1993年，那时我奉命在淮海中路上海图书馆新馆工地前的三棵树下创办文达书苑，并兼任这家书店的经理。为了彰显上海图书馆的藏书文化特色，我尝试把藏书票作为推广的内容，向购书者赠送藏书票，发行了第一批4种之后，时任副馆长吴世文特地为我引见了可扬先生，从此开拓了我的藏书票之旅，但我们的交往却是始于一次遗憾的合作。
杨可扬为本文作者做的书票
可扬先生对书苑发行通用藏书票十分赞赏，第一次提供了两张自己的作品支持我去印制传播，向读者宣传藏书票。当时我还是懵懂的藏书票门外汉，对此微型版画作品缺乏艺术认知，在印制时为强调文达书苑的主体性，对其中的一张作品修改了文字。可扬先生见到实物后给我来信：“印刷效果很好，我基本上是满意的，谢谢了。欠缺的地方（现在已无法改变了）但仍提出，供今后参考：1.书票的下端留白还可稍微多一些，必要时可让作者签名。2.荷花一枚改成通用藏书票我没意见，但替补的exlibris写得有些潦草，同时笔画太细，和整个画面的风格很不协调，不免感到遗憾。读书一幅处理得很好。”看到可扬先生的批评意见后，我对自己的鲁莽深感不安，马上停止发行他不满意的作品。
三十年前的这次犯错成为我走进藏书票艺术世界的新起点，在可扬先生的帮助指导下，我对藏书票的艺术创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文达书苑的藏书票推广也随之有了新起色，成为沪上一枝独秀的书店，赢得了读者的好评。馆领导见此积极反响后，也十分重视利用藏书票宣传图书馆，为图书馆服务宣传周专门定制了一批作品。为迎接淮海路新馆落成，馆方指示我策划举办一个藏书票展览 ，设计发行新馆纪念藏书票。可扬先生为此给我出谋划策，推荐作者，完成了一组十张作品。他与女婿张子虎设计的上海图书馆老馆与新馆形象书票成为其中的标志性作品，多次被图书馆印制成纪念品。在“书·藏书票（1606—1996）——庆贺上海图书馆新馆开馆藏书票展”上，可扬先生提供了一批港台地区与国外出版的藏书票出版物，既丰富了展览效果，又开拓了读者视野。展览之后，可扬先生将台湾学者吴兴文赠他的著作《票趣：藏书票闲话》转送给我，鼓励我继续宣传研究藏书票，并为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的藏书票专栏题写了“书叶缤纷”。
杨可扬转赠的吴兴文著作
可扬先生始终主张藏书票的实际应用，曾为许多知名人士和多种图书设计了藏书票。他的早期作品中有不少是通用藏书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他的提倡下，上海是国内通用藏书票创作最活跃的地区，他希望借助通用藏书票推动大众化普及。我在他的影响下，也邀请版画家为在上海图书馆首发的十多种图书制作了通用藏书票，响应可扬先生的艺术推广观念，不单纯提倡收藏。所以，在倡导读书、爱书、藏书方面，他与图书馆有着高度的共识。
当他得知我向版画家林世荣定制了一款藏书票后高兴地说：“这是上海第一张付费制作的个人藏书票，在大陆还未有所闻。期望更多的人在藏书上使用书票。”于是他主动为我设计了书票。可扬先生的第一张藏书票是1984年为在香港举行的上海书展设计的“水清鱼读月”，在他家里我曾与他谈起过这张作品，因此知道我有业余天文爱好，在设计的画面中他将读月寓于水中，以夜航人藏书满仓，击水行舟鼓励我。他让张子虎送来10张，子虎告诉我，他岳父的作品一般只送票主3至6张，送我这么多是希望我多藏书，多为推广藏书票出力。相距十年后，我以丝网技法复制了一批，可扬先生请张子虎送来两方名章一一钤印，支持我在藏书中使用书票。因可扬藏书票之故，我有了“水清读明月”的网名。
本文作者在扉页上贴的藏书票
可扬先生对我厚爱，他是我走上工作岗位后的人生导师之一，不仅培育我成为藏书票爱好者，也促成了我在工作中为上海图书馆收藏藏书票，并延伸到收藏版画。版画与藏书票是图书的近缘艺术，在西方大型图书馆已形成收藏的传统，借助于新馆开馆的社会影响力，1996年，我为图书馆征集成功的第一幅版画就是来自可扬先生捐赠的全国美展得奖作品《江南古镇》。之后在他的带动下，上海版画家纷纷向上图捐赠作品，在国内公共图书馆率先建立了版画专藏，成为上海图书馆的特色文献。可扬先生的躬身垂范还在家庭中形成了共振效应，女儿杨以平、女婿张子虎、儿子杨以磊先后多次向上海图书馆捐赠了版画、藏书票和手稿，谱写了图书馆文献收藏史上一段数人持续捐赠的佳话。
一天，可扬先生让子虎打电话唤我去他家聊天。我去后见到了他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与外甥，还有漫画家戴逸如。欣赏过可扬先生的小版画新作后，子虎揭开了谜底，原来当日是先生95岁生日。这个家庭聚会只请了两位好友参加，我只觉意外又惊喜。那晚的寿宴特别温馨，可扬先生的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容。
可扬先生的贺年小版画是十分引人关注的作品，为了收藏这批小版画，我们向图书馆下属的出版社推荐结集出版，并手工复制。可扬先生对此十分高兴，但自己手中已残缺不全，恰好《新民晚报》总编辑束纫秋有连续20多年的完整收藏。可扬先生打过招呼后，我们从其后人处借来扫描，正式出版了《新年好——杨可扬木刻贺年卡》。2010年初春时节，上图穆端正书记去医院探望了年已97岁的可扬先生，我们献上鲜花，感谢他多年来的奉献与支持，并请他为馆藏的作品签名。这本《新年好》是可扬先生生前的最后一种出版物，是他与上海图书馆十多年交往的纪念。那一次的相聚是我与他的最后见面，其情景正如一幅木刻驻留在我的记忆中。（黄显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