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爱写作，警察有这个爱好，有百利无一弊。警察必须具备细心观察与准确描述大千世界的能力；同各色人物打交道、遇光怪陆离事件，写作恰是一个合格警察的基本感官训练。更何况，有人文情怀的警察，老百姓通常喜爱。缘此，我笔耕不辍。
上世纪80年代，《新民晚报》来闵行招募地区通讯员，局办公室主任推荐我，报社特地安排记者来指导我采写社会新闻，从身边事写起，我开始了写作生涯。
白天承担繁重的警务工作，晚上埋头啃书码字。晚报截稿时间正对我胃口。凌晨，我骑着“幸福牌”摩托，从闵行西渡口直奔外滩九江路报社送稿。第二天照常工作，非但不疲惫，想着傍晚能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文字，内心澎湃。
起初，我新闻敏感不够，抑或官样文字作祟，采写的新闻大都石沉大海。但我并不气馁。1984年夏某日，我的处女作终于见诸《新民晚报》。一则社会新闻，短短三行字，却叫我兴奋了好多天。我为社会新闻和“蔷薇花下”栏目写稿，由此，我的心眼也渐渐活泛起来，萌生了文学梦。
警察生涯如火如荼，沉浸于铁血柔情的生活，点燃了我的文学激情。但谁能接纳一个乳臭未干的文学青年？我想到了《人民警察》，它是“娘家人”的文学园地。《人民警察》杂志社坐落在墨香飘逸的绍兴路，袖珍般庭院葱茏、清寂，抵近编辑室，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贸然叩开总编的门，一位和蔼的长者迎我入室，他是《人民警察》的当家人周广稳，说话间，他脸盘皱纹随话语微澜起伏，须臾带我回到当年的营房，好似战友间叙话。他鼓励我：“大胆地写，就写身边的故事！”
那年，我当了局里的刑警队长，破案压力重重，仍不放弃写作，别人破了案喝酒打牌，我趁隙写东西，处女作《古宅疑案》刊发后，一发不可收。《乔安娜的诱惑》一文当年还获了奖，《千里大营救》写我和兄弟们在福建营救一个孩子被劫匪绑架勒索的故事，被评为当年上海滩十佳好人好事。
有人问我，刑侦案子繁重，哪有时间与心思写作？我想，时间对每个人是公平的，时间走的是长度，对我而言，衡量它的却是宽度，对一个怀揣梦想而又勤奋的人而言，时间因文学意象而凝固，因美妙哲思而永恒，时间不仅是一种长度，应赋予它高度和深度。对于又苦又累的刑警活儿，逼自己间隙写作，其实是事后反思。
某天，《人民警察》委托编辑李动来破案现场找我，社里指定我给刊物写1万字的刑警大追逃生活，文章要上头条，时间仅三天。是夜，我被拉到他家，李动铆牢我当场作文。聊了主题后，我让李动先休息，独自仰天冥思，那时，刑警追逃生涯故事如潮水翻涌而起，端坐案前，屏气敛息，一篇万余字的《大追捕——刑警的潇洒与无奈》一气呵成。
写作全然自找苦吃，但文学修养改变了我当队长颐指气使的坏脾性，一介武夫转而温文儒雅；破案压力难免让人烦恼焦虑，发散思维使人通透，疑难案件面前通常灵感乍现，写作仿佛为自己增添了翅膀。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富矿。我读过许多文学名著，可抵不上人间烟火给我的滋养，阅读生活就是逼自己思考，在凡世尘间，用独特的眼光洞悉人性，抵近人心。如此，孕育文学素养固然重要，而真诚地阅读生活尤为重要。
我的文学之路缘于《新民晚报》，年轻时，从一名通讯员起步，观察社会，描述社情民意；年老了，有幸踏进了“夜光杯”。这儿名家荟萃，美文如云，几多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作家李动将我推荐给杨晓晖老师，杨老师朴实，我说我不是作家，却是“夜光杯”的忠实粉丝，喜爱写作，从前在旁干过“零活”。杨老师莞尔：“我们不看‘作家’身份，关键能否写出读者喜欢的佳作！”一句话点醒了我。今年文艺出版社将我为“夜光杯”所写的散文集结成册《余生抖擞》，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文学梦。
好多朋友问我，你打算写到何时，总有“掏空”的时候吧。我很自信地告诉他们，只要保持年轻心态，勤于思考，善于读书，还能不断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因为，只要生活不枯竭，笔下就能流淌生生不息的文学源泉。（戴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