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夏天使起性子，可真是毫不温暾的。
我家窗户旁边的老柳树，没几天就给晒得卷了叶，树皮焦褐，知了躲在里面叫得呼天抢地。火车道攒了一冬的锈渍，不知是给晒进了大地还是飘上了天空，总之灰飞烟灭了。铁轨泛着铮亮的白光，好像手脚一搭上就会烫出水灵灵的大泡。整个楼的木头窗框都晒起了皮，木纹干裂出一道道口子，像修自行车老头皲裂的手指。白天吞掉了一部分黑夜，家家户户要么留个门缝，要么敞着窗户，声音、气味和事件就钻孔而入了——谁家的猫当天要临盆、隔壁做了哪样饭菜、哪对夫妻拌了口角。天气一热，整个楼就像古老亲切没有秘密的原始部落。
那是四十多年前，空调还没出现，电风扇身后藏着会跑步、会伸手要钱的“电”字。绿皮火车每天吭吭哧哧在楼后面来几趟、去几趟，楼里的孩子却都没去过远方。
于是我们都以为，我们的夏天是最热的夏天，我们的冬天是最冷的冬天。我们在苏联人留下的没等建成就荒废了的工厂遗址虚度时光，享受夏天给我们的馈赠——绿色的枝条、树叶、乌拉草，绿色的杏子、龙葵、剌剌秧，绿色的飞鸟、蚁洞，还有流着绿血的虫子。我们贪恋、挥霍这一切，却又效仿着不知从哪听来的口吻——烦死了，热死了，这下火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我们年幼无知，自相矛盾，常常一起羡慕不怕热的老人，为漫长得看不到尽头的炎夏忧愁。
直到我看到那个人。
是在父亲医院，抢救室门口。太阳在头顶下着火，把小人书摊上的塑料布烧出了窟窿。我放下《封神演义》，一头扎进父亲单位狭长的走廊。远远看见抢救室门口堵满了人，浓重的汗味儿几乎把走廊变成了澡堂子。
我已经记不起人们的七吵八嚷，只记得嘈杂、溽热、焦急和一张张脸上油亮的汗水。人们的焦急反而把担架上的男人挤在了一旁，他脸色灰白，盖着脏兮兮的白被子。棉被以外，他土灰色的嘴里发出密集的叩齿声，像在拒绝什么，又像被什么力量控制了。
冷，冷。我总算听见他说。只有他和我被挤在人群外面。我想着近在窗外的太阳、塑料布的窟窿还有自己快要晒暴皮的脸，不知道他的冷来自哪里。
冷，冷。他还在呻吟就被推走了。走廊里的人都在哭诉他的伤情，说他疼得牙齿止不住打战。他们都没听到他说冷。
当天晚上，父亲告诉我，这个从脚手架摔下来的人，没有再从白被子里走到骄阳下面。“每个夏天都是一些人最后的夏天。”父亲说着，我耳朵里那个冷字纵身一跃，满走廊的泣咽都流成了我的悲伤。
那时我七八岁的光景，在他人的哭泣中，我听到了夏天的寂静。我开始珍惜夏天，珍惜不怕热的亲人——侍弄花草的祖母、为全家人煮绿豆汤解暑的大汗淋漓的母亲、坐在写字台旁安静读书的父亲。我学他们的样子，为农民的庄稼也为脚下耐寒的土地期待短暂的炎热，为世间生命珍惜热烈的阳光、晒黑的皮肤、咸涩的汗水。
我变得安宁，哪怕是最热的天气。后来的那么多年，在每一个宝贵的安宁里，我打开窗户请进风，读书写字，也侍弄花草，偶尔煮点绿豆汤。每当这种时候，我都感觉自己还是生活在亲人身边的那个北方小孩儿，穿堂而过的风像祖父的大蒲扇，摇来厨房里三伏天蒸大馒头的腾腾热气。（杨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