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这篇文章前，我读了所能见到的汪观清先生的主要作品，同时也上网找了有关他的报道和艺术评论，原想是为写作找些资料，不料却先让我受益——回看20世纪中国现代绘画史，发现了我未读到的价值。
这不是夸大其辞，而是对我——也许不仅仅是——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现代绘画史的叙事似乎只有一条“主要”的线索（新文化运动、美术革命、西化、传统绘画分科、与革命现实主义结合、又西化……）的新启示。
1931年出生的汪观清先生，其艺术道路既非东游西渡的留洋派，也不是出生于国立艺专、私立美专之类的本土派，而是“出版派”（我杜撰的名词）。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闻出版，以商务印书馆为首，以时代图书出版为主，培育了诸多的美术大家，1949年后，这种培育体制延续到“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与北京），那时人才云集，作用非凡。正如新文化运动中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其影响丝毫不逊于蔡元培、陈独秀的北京大学一样，近现代上海出版培育的美术大家，我粗略举例有吴友如、陈之佛、张光宇、张仃、叶浅予、程十发、贺友直等等。许多人不知道的是，20世纪上半叶，出版与启蒙思想紧密联系，也因此出版人在推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读物的同时，也催生了一批优秀的画家，他们有独立的艺术主张，有通过读者市场检验的表现技巧，也有籍由文化、文学载体浸淫的良好的文化修养，这是一条独立的中国现代艺术史发展线索，但却长期被主流艺术忽略了。
这就回答了我最初的疑惑：没有受过科班教育的汪先生，其传统水墨写意和现代人物写实表现，乃至山水、风景俱佳的功底，从何而来？“出版派”的意义，这应是时代与画家的成长关系的重新发现，也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史新的角度。
第二个问题，如何看待汪观清先生与他们那一代人的“连环画”与创作群体。今天70岁以上的画家，有相当多曾是连环画作者，20世纪50－80年代，在影视媒介尚不发达的时候，连环画所承担的功能，是所有动态的视觉叙述总和，因此，连环画画家的职能，很像是影视连续剧的“导演”，画家不仅要分析原著，将它改编成适合连环画语言的结构，同时还要严谨的考订人物、场景甚至道具的出处和样貌，接下来就是在方格之间的视觉表现了，生动的、有助于情节展开的人物和构图，是连环画引人入胜的关键，这时，画面的透视与人物主次、表情与细节、每一帧之间叙述的连续性要素不脱节，等等，都考验和极大锤炼了连环画家，优秀的连环画家无异于优秀的电视剧导演，无论是思想和艺术造型、视觉表现，都是“通才”，也因此，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许多优秀的连环画家，当电影电视崛起后，转而很快发展成为著名的画家，这是“连环画”独特的属性和价值决定的，也因此，将20世纪连环画的发展，解读为中国现代艺术中现实主义绘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是客观真实的回溯。
汪观清先生的《红日》《周恩来同志在长征路上》等已经是连环画史上不朽的名作，他数上原作表现的现场实地考察，体验生活，精心推敲战场、道路的地理地貌，理解众多人物的内心，使得连环画作品成为长久留在几代人记忆中难忘的作品，可以说，汪先生九十年代转向巨幅的故乡山水风物创作，其厚积薄发的源泉，皆在于此。
图说：汪观清绘《周恩来同志在长征路上》
因此，第三个问题，我要谈这批让我吃惊的山水人物条屏和他的现代彩墨画。
1950年代，当张仃、李可染、罗铭等先生在北方举起“写生”大旗，号召美术界通过体察生活的“写生”，转变传统美术的“体悟”创作，来呼应及时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时代风貌时，在杭州的浙江美术学院也出现了宋忠元、李震坚、方增先等先生的“新浙派人物画”群体。当然，这时的汪观清先生还在出版社工作，但是，南北新的中国画变革，除了美术学院教学，其最重要的转向，体现在称之为宣传画的“招贴”、文学插图等上，因此可以想象，出版界的画家们，也是最早中国传统绘画在题材和表现技法变革的响应者和参与者，1959年汪观清先生与应野平合作的八条屏《万水千山》，就是典型呈现变革传统山水的新作品。
而作为连环画家，由于原有的深厚生活积累，以及大量的人物写实的实践，他们的转向，尤其具有独得之处。汪先生1963年创作的《红日组画》，无论是山川表现的透视，还是人物用线表达的现代人物，以及没骨的渲染技法，都显现中国画家新的时代风格，是现实主义绘画在传统绘画变革后的新的发展。因此，纵观20世纪，无论是张仃、李可染，还是赵望云、石鲁，我都十分看重他们在50－60年代的探索，典型如当时南北许多知名的画家几乎全部参加了“新年画创作”，出现了一批有别于月份牌和文人绘画、专业绘画的反映土改及早期社会主义建设的质朴生动的年画作品，这是中国现代绘画史上耳目一新的事件。
图说：汪观清绘《红日》
汪观清先生这个时期的绘画也具有这个时代艺术全部的特征，而且感觉到他有惊人的全面：人物、风景（山水）、花鸟（动植物）等等，写实表现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将这种现实主义风格的表现力，一直保持到现在，七十年代的少数民族、八十年代的领袖和文化名人造像，以至当代的抗洪抗疫，都有新作呈现，而且其写实功力不减当年，愈老愈精妙凝练。这个年代的现实绘画，是确立新中国美学和风格的开始，也是中国现代绘画史上最真诚的作品之一。
第四个问题，如何重新认识海派艺术家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贡献。说重新认识，是因为1949年以前的“海派”风格，名家名作、风格追求，没有太大的争议。但进入新中国之后的上海艺术，一部分远走台北，一部分随着许多文化机构北上，中国现代文化中心北移北京，上海在地艺术家受到很大的影响，中国现代绘画史对这一阶段的“海派”艺术既失望也缺乏客观和公正。
图说：汪观清绘《黄河沸腾》
我从汪观清先生身上看到了海派精神的传承和延续。海派本来就是海纳百川、探索图强，他于上海出版界中陶冶成才，画“小人书”卓成大家；他涉略广泛，传统现代、山水人物，不拘形式，全由自己心性发展；他退休后在九十年代客居美国，行万里路，居然浪迹海外七年；他既时时关心时代和世象之变，又衰年变法，专攻牛的题材，于写意中独树一帜；近十年他心系徽州故乡，高龄奔走故乡文化事业，又绘家乡文化长卷，山川人物表现深入，社会变化刻画全貌，气势恢宏，融历史地理风俗和艺术观察为一体，除了艺术表现的突破，更是写事记史，是一位穿越无数岁月、丹青不知老将至的艺术家的宏大巨作。
这是典型的“海派精神”，也是现代“新海派”艺术家，在时间长河中的绵延和拓进。也因此，海派并没有衰落，而是在汪观清先生这样的一代画家推动下，呈现出与前50年既传承又独立发展的历史，他们具有新的价值和追求，观察上海这座中国现代史上伟大光荣的城市，他们和作品，是不可或缺的时代见证。
祝愿汪观清先生艺术常青。（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