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陈波教授 来源/采访对象供图（下同）
2013年9月29日，中国第一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在众人瞩目中掀起“盖头”，开启了中国深化改革的破冰之旅；随即，多数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负面清单”也腾空出世。
“记得当年我还是一名从海外毕业归来的年轻大学讲师，适逢上海自贸区成立的历史机遇。作为专家有幸参与到前期方案的规划研究中，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关键时刻，也成为我这些年来深耕的研究课题。”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光谷自贸研究院院长陈波表示。
开门办自贸区
2013年3月，上海的天气乍暖还寒，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外高桥保税区调研，在一个仓库临时搭建的办公室里，透露了将设立中国首个自贸区的改革信号。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35个年头，中国加入wto也进入了第12年。已经尝到改革开放“甜头”的人们达成共识，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区、深水区。但下一步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还是进行“顶层设计”，各种说法莫衷一是。李克强总理用一个股民很熟悉的经济学术语来描述“改革”的价值：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最大的“红利”，以此表达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
中国第一个自贸区怎么搞？陈波透露，上海根据李克强总理指示做的第一个自贸区方案版本并没有得到认同。1个月后，上海决定进一步集思广益、“开门”办自贸区，邀请专家等就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等展开座谈，尤其是邀请有海外留学、智库背景的专家。时任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陈波从海外攻读博士学位归来，参加过pecc（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讨论，对国外自贸区有相当研究，成为最早一批参与自贸区咨询研讨的专家之一。
在陈波看来，当时我国正面临着“产业空心化”的难题，人口红利逐渐降低，经济增长下行趋势显现。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我国正面对着来自于国际方面的巨大压力。”2008年，美国强势加入tpp(泛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并对其做出了根本性改革，制定了一系列详细准入准则，要求今后加入tpp的国家必须全面对外开放，尤其强调在金融服务的全面开放，这对目前正处于经济改革深水区的中国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再联想到此前中国为加入wto所做的多年艰难谈判，虽然中国当时没有加入tpp，但必须在此之前先做好全面开放的准备。而上海自贸区建设就是我国为此准备迈出的关键第一步，以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显而易见。
“据悉，上海自贸区的总体方案一共经过了3版，前两个版本被中央否决了，直到第三版，90%以上的内容被采纳了。”陈波表示，但第三版也一度遭到部分中央部委的反对，担心“放得开”不一定“管得住”、监管风险太大。最终，这些反对意见大多数没有被采纳。于是，上海自贸区在一往无前的改革决心中开启了破冰之旅。
负面清单的正面效应
当年的网络信息远不如现在这样及时丰富，国际经贸往来也有限，陈波关于tpp的说法让许多人眼前一亮。他认为，自贸区绝不仅是我国已有保税区的简单升级版，而是一个对国内外充分开放竞争下的特殊综合经济体。对标tpp，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当务之急就是出台负面清单。
就在上海自贸区成立次日，即2013年9月30日凌晨，许多人和负面清单“相伴到黎明”，盼来了2013版的负面清单。
陈波透露，2013版负面清单主要是上海原有方案的升级，共190项。但出台后受到许多质疑和诟病，反映最集中的问题就是“太长了”“开放度”不够等。因为它主要依据当时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甚至有些本来在目录中没有被禁止的内容，也被列入负面清单。
“但看似冗长的2013版负面清单，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是制度设计上的一大突破。”陈波认为，过去对于外商准入的行政审批往往根据审批部门的“手势”，现在写入负面清单，实际上是和国际接轨的体现，既统一“手势”，也意味着“法无禁止即可为”的重要观念突破。
于是，在2013版负面清单出台仅几个月后，2014版负面清单就提上议事日程，加紧制定。又一次凌晨时分，“瘦身”后的2014版负面清单出炉，特别管理措施由原先190条调整为139条，减少51条，调整率达26.8%，其中实质性取消14条管理措施，放宽19条管理措施，进一步开放比率为17.4%。
同时，2014版本解释明晰，具体禁止的小行业也分出来了，“如果外商想要投资的小行业不在负面清单上，就可以直接备案，这体现了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进步。”
如今，当年发轫于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已经缩短到了两位数。“负面清单的意义不仅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它对我国行政管理方式和理念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从上海复制推广到了全国。”现在，虽然tpp已被“修改版”的cpttp取代，但协议仍然保留了“全面开放、规则一致”的基本要求。如今，由于我国有了相对成熟的负面清单，在国际市场谈判中有了平等谈判的资本和共同的规则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负面清单的作用已经实现了，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波说。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宋宁华
